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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言谨弓着身子躺在我身边望着我，流浪的猫咪一样细不可闻地叫了一声，姐姐……

然后，他告诉我我在机场的酒店睡了一天。

他还说，是言浅抱我下的飞机。

到了德国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言谨原来是会讲德语的。而且，回到言家之后的言谨，跟坐在我的店里吃雪糕的言谨，判若两人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关于她妈妈的死，关于言家，关于他即将面对的未来，其实言谨都是有心里准备的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经历了那么多隐匿和逃亡，那个教科书般的母亲，那个睿智从容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让自己聪明早熟的儿子一无所知？

她一定连生死别离的结局都为他铺垫好了，只是他终究不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小少年，他的肩膀怎能承住死亡的重量？

我远远看着灵柩前那个小小的身影，他为她献上最后一朵白玫瑰，然后安安静静地，看着泥土把她掩埋。

我注视着他的身影，不敢移开分毫，因为我答应了他会一直看着他，我怕他回头的时候找不到我的视线。

“我会照顾好他的，你放心。”言浅站在我身边，轻轻地，许下一个重若千斤的承诺。

“多好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视若己出。”她回答。

可惜，我没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。

回国的时候，言家直接派了一架私人飞机送我。我对这个安排并不是很意外，意外的是，言浅居然决定亲自送我。

“言浅，谢谢！不过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”我诚恳地看着她，尽量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坚定不移，真的不希望她如此尽心尽力，我怕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扔下一句“你希望到时候他们用担架抬着你下飞机吗？”就径自上了飞机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，心潮起伏，浮想联翩。

也许是私人飞机太小了，我面对它的时候，并没有熟悉的压迫感，但是当机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我还是感到了一阵尖锐的悸动，仿佛心脏被谁抓在手中，随时都会被扯出身体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双手紧紧抓着扶手，闭着眼睛挨过那一阵恐慌，才脱力靠在椅背上。

言浅就坐在我旁边，这个时候才开口，“慕容，Tony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医师，如果你想跟他聊一下，他就坐在后面。”

我一动不动，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我早就看到飞机上不止我们两个人，但我没想到她周全到连心理医师都带了。

她似乎叹了一口气，“或者，如果你实在太难受，我帮你打一针镇定。”

我睁开眼睛，从窗户的玻璃里看着她。她的脸，模模糊糊，看不真切。我低不可闻地回答：“这样挺好的，也许难受难受着，就习惯了。”

“慕容，”她很快就接话了，但是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，又安静了几秒，“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这样……这只是一个意外，并不是任何人的错。”

我痛苦地闭上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