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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宝二宝眼巴巴看着，不知道爹妈嘱托了什么，一句话没敢多说。我把两颗冬枣给出去，两人先是摆手说不要，但最后还是没忍住，拿在嘴边两口啃干净，咔嚓咔嚓发出脆响。

很快，高凯进厨房帮忙，厨房是半开放的，我看到我妈笑着给他系上围裙，两人凑在一起说小话。锅里还炖着什么，我透过烟雾缭绕看见郎才女貌，确实很般配。

我随手摸起的第三颗冬枣品相不好，皮皱皱巴巴的，椭圆形，在果盘里是唯一的亚健康。

咬进嘴里果然发苦，但我还是咽了下去。我问两个小孩儿：“枣甜吗？”

二宝笑笑，把果核扔掉：“很甜。”

大宝也点头：“甜。”

“那就多吃点。”我说。

大宝晃晃脑袋：“但是妈妈要留给你。妈妈说，哥哥最喜欢吃这个。”

二宝接话：“我们要听妈妈的话，不能让妈妈不开心。”

我把果盘往那儿推了推：“是我主动分给你们，不算不听话。吃吧。”

有两个孩子加入，战斗力迅速提高。菜上桌前，一斤冬枣已被消灭殆尽。

餐桌是圆桌，摆了五把椅子。我犹豫半天，最后在大宝二宝中间落座，我妈和高凯分列在我面前的两侧。

我觉得自己像曲谱上格格不入的错音，往哪儿插都尴尬。

四十二寸的液晶电视成像清晰自然，在春晚的开场声里，几盏玻璃杯一碰，开始了于我而言十分煎熬的温馨家宴。

两个孩子度过了认生期，在餐桌上叭叭不停。好在我寡言少语，不会打扰他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。

春晚是个消磨时间的好节目。

只不过我年纪渐长，浮光掠影的，影像过了眼睛，却不进脑子。

高文馥女士多半又有新机遇，在观众席很多年没见她的身影。第一个小品开场时，我的手机突然狂振。

翻过来一看，是工作群里老胡在接连发红包，同事们纷纷杀红了眼。我没点开，又把手机反着放了回去。

“大年三十还有工作吗？太辛苦了。”我妈注意到，问。

我实话实说：“是领导在发红包。”

二宝突然拽住我的衣角，摇了摇：“哥哥哥哥，你在哪里工作呀？”

“在首都，”我多解释一句：“律师事务所。”

大宝也看向我：“哇！那你和爸爸一样啊！都是大律师！”

我一顿：“不，不一样的。我只是律师助理，高叔叔才是大律师。”

高凯今晚终于找到了和我的第一个话题。他比我妈年纪小近十岁，今年刚三十九，依旧英俊儒雅：“逢阳哥最近怎么样？说起来好久没联系了。”

老胡是他师兄，比他大十几岁，他叫哥。他是我妈的丈夫，比我大十几岁，我要叫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