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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不老实，我去问段林安。”

“你问她干什么！她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”

“那你肚子里的蛔虫是谁，我去问问他。”

“西洋的开化怎么让你变得这么贫嘴？”

郁盛不否认，说：“可能我本性就如此吧。”

他追问我保研的进度，我说基本落实了，下半年把论文解决掉就行。实习之类我没有心思再去做，段林安说会帮我在她单位弄个假的实习证明，也算是帮我分担了一部分忧愁。

“行，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毕业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大四阶段，易升已在北大中文系读了半年，他得知我选择留校感到很可惜：“你应该选择考研。”

考研？十二月末正是传来噩耗的时候，我真庆幸自己没有准备考研，即使准备了，也不会发挥得多好。我甚至可能会弃考。他把我的精神力想象得太强大，想当年高考我就放弃过好几次。

一月份，姐姐的症状还只是虚弱，到了年后元宵节那会儿，她的痛症已经发展到不可忍耐的地步。她终日在床上翻滚，止痛药也不再有效，我跟李毅良商量后，决定将她送去附近的疗养院。那里有温柔的护士，还有一堆同病相怜的病友，我们希望她能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困境中挣扎战斗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仗。

方便的只是让她和那些人一样接受自己必将离开的事实，必要的时候能拿到杜/冷丁之类的止痛药。

姐姐的身体如秋草逢霜一般迅速消弭，我每天都祈祷奇迹的发生，好让她过了冬天重新生长。我去过佛堂和天主教堂，可那里的人告诉我，造物主只可保她幸福往生。

最后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的整个人变得低沉萎靡，除了照顾姐姐之外，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。同学联系不上我，段林安的消息我也鲜少回复，世界暗淡下来，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希望。你们感受过吗？亲人的生命一步一步离你远去，但你却不能抓住一丁半点儿，其中挣扎和无奈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

2月下旬的一个午后，阳光普照，她让我找轮椅来，说是要出去转转，晒晒太阳。我照做，姐夫把她从床上搬下来，她已然瘦成了皮包骨，不占多少的分量，这消瘦的人啊，饱满的生命体被病痛抽得精干。我还记得在2005年，姐姐以前曾是一个胖子，四肢健硕有力，能炒得动20人份的浇头，能在高热的锅炉前站一整天。

她不要姐夫陪，我一个人推她下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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