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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有意思了，他颤抖着望向昆尼西，透过眼泪的屏障——没错，他笑出了泪水——昆尼西抿着嘴唇，面红耳赤。“我知道了，”他说，捡起那枚烟头，“这是很有用的情报。别生气，真的。谢谢，卡尔。我相信阿克曼会这么干的，他是个奴颜婢膝的胆小鬼，见了苏联人只有下跪的份。对了，不知道你对地理感不感兴趣，柏林和莫斯科纬度差不多高，听起来挺奇怪的吧？”

“……柏林好像没那么冷。”昆尼西轻声说。

“柏林冬天可不怎么样，你去过柏林吗？”

“去过一次。”

“希望你是在初秋去的，柏林的夏天也很差劲。说实话，我挺想去莫斯科的。”施瓦伯格又摸出一根烟，在手指间捻动，“我没去成莫斯科，那时候我在列宁格勒，想方设法把城市炸成一堆碎片。后来我受伤了，回后方休养了一阵子。后来的后来，有人告诉我，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重建了那座‘伟大的’城市。我对此持怀疑态度，顶着那样一个不祥的名字，我看这破城市永远都不会恢复兴盛。”

1957

施瓦伯格对安娜特感到失望：一位合格的母亲，绝不会放任女儿在学校受同学欺负。但当他拖着加班后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，坐在桌前喝着热汤，看到安娜特边削铅笔边帮伯莎温习功课，他的愤懑便缓缓消散了。

伯莎在背诵法语课文，安娜特轻声给与提示。她背了几遍，终于能够流利地将整篇课文背下，然后才长舒一口气，笔直的背松垮下来，脸上尽是喜悦的红光。

清早，施瓦伯格吃过早饭，送伯莎上学。女孩抱着书包，头发扎得整整齐齐。“最近怎么样？”施瓦伯格决定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，关心一下这位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儿，“他们还招惹你吗？”

“我会打回去。”伯莎说，“没有打眼睛和后脑。”

“很好。”施瓦伯格鼓励道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和女孩几乎没有体力差距，等到了中学，那些傻瓜男生只会跟在女生屁股后面献殷勤，恶心得要命。伯莎看了看他，“上了中学之后，听说要再学一门外语。您觉得我学什么比较好？”

“我外语讲得不怎么样。”

“那您以前学什么外语？”

“法语。”施瓦伯格沉默片刻，“还有，俄语。”

“俄语难吗？”

“比法语难。”

“我觉得法语就很难，尤其是数字部分。”女孩实事求是地说，“我总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背下课文。”

“哦，法国。”施瓦伯格轻蔑地笑了，“法国佬脑子不怎么好使，懦弱，没骨气，不遵守规则。”

伯莎满脸敬畏，“俄国人呢？”

“俄国人是垃圾，彻头彻尾的垃圾。”施瓦伯格烦躁地摸出烟盒，又塞了回去，“不要学俄语，好好学你的法语和英语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