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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“朋友”，施瓦伯格无聊地翻看书中的表格和数字，昏昏欲睡。

他当真睡了一小会儿。下午就这样消磨过去，吃过晚饭，施瓦伯格打开电视机，找到播放《犯罪现场》的频道。虽说这电视剧蠢得出奇，但至少比新闻有意思。他看了会儿广告，忽然想起门前的邮箱。有一段时间没清理了，施瓦伯格趿着拖鞋走到外面，路灯下，野丫头一个人在踢那只球，都这个时间了，她居然还疯得不愿回家。

邮箱里就是那些广告和单据，不过这次里面夹着一封陌生地址的来信。施瓦伯格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拆开信封。里面放着一张漂亮的卡片，印着小天使和花束。他疑惑地将卡片打开，里面用紫罗兰色墨水印刷着几排字，施瓦伯格读了两遍，陷入沉思。

伯莎结婚了，这是她婚礼的邀请函。假如施瓦伯格早几天打开邮箱，那昨天他就不会带着昆尼西去绿森林体育场观看足球赛。婚礼的日子就是昨天，明媚初夏日光映照的礼拜六。没有联系电话，说不定伯莎只是出于礼貌寄一张卡片。毕竟他们一共就生活了三个月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“那是个错误……”施瓦伯格咕哝，来来回回将卡片看了好几次。一个错误，没错，在他刚回国的那段时间，他总是犯错，如今想来，简直愚蠢得不可思议、难以用语言形容。

1957

施瓦伯格的工作安定下来，他开始考虑一些生活上的事情，准确地说，结婚。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从未考虑踏入婚姻。然而现在情况不同——经历了西伯利亚残酷的十年半和巴斯蒂的背叛后，施瓦伯格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庭来安抚紧绷的神经；尤其上司告诉他，在商业领域，没结婚的男人总给人靠不住的坏印象。如此一来，施瓦伯格结婚的心愿就更加迫切。就像对付工作那样，他为自己制定了目标和计划，很快，一位合适的人选出现了。

安娜特·舒曼，寡妇，丈夫曾是党卫军的军官，死于苏联的战俘营。安娜特长得称不上美丽，比施瓦伯格大两岁，性格安静温柔。性格，比起外貌，施瓦伯格更看重这点。他需要一位能成为优秀母亲的女人，而不是精明的秘书或助理。安娜特在丈夫被俘后辛苦地操持家庭，她有个女儿，名叫伯莎。伯莎出生于1945年，12岁，从来没见过父亲。女儿比儿子强，小男孩是家庭的灾难。施瓦伯格对安娜特的背景十分满意，与她见了几面，请她吃饭和看电影。他们没什么话聊。春天的尾巴上，施瓦伯格询问安娜特的意见，她答应了，接受了戒指。就这样，咨询过律师，签订了一些协议后，施瓦伯格结婚了。事实上，安娜特压根没阅读过协议的内容就签了字。她说她很希望结婚，给女儿找位父亲，而施瓦伯格看起来就是那个正确的人选。

从教堂走出来时，风吹着施瓦伯格的脸。他觉得哪里都不对劲，好像做梦——他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感觉真是太怪异了。

伯莎，那个小女孩，现在她算是施瓦伯格名义的女儿了。她穿着白色的纱裙，金褐色的头发紧紧地绑在脑后。回到家——施瓦伯格特意租了栋新房子，“一家人”坐在桌前。伯莎怯生生地望着施瓦伯格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在母亲的催促下开口：“您好，冯·施瓦伯格先生。”

“叫我阿历克斯。”施瓦伯格努力笑了笑，“你好。”

“我可以叫你爸爸吗？”伯莎的脸涨得通红，雀斑好像红得发亮，“阿、阿历克斯先生，可以吗？”

“我决定了，”一早，施瓦伯格就对昆尼西宣布了深思熟虑的结果：“我要叫她伯莎。”

“很好的名字。”毫无主见的同性恋者点点头，他换下薄外套，手里拿着工作服，看样子又是要偷偷溜去车间。

“我会问兰德曼讨要两倍薪水的，”施瓦伯格冷哼，“你最好提醒他，我说到做到。”

伯莎在风中摇曳，细弱的枝条撑着白色的花苞。施瓦伯格将花盆挪到阴影里，看了几眼，轻轻叹了口气。